利维坦按：和餐桌文化类似，棋牌游戏过程中同样对一个人的品性作出大致的判读。你是急功近利的急性子，还是放长线钓大鱼、步步为营的谋略者，或者是亦虚亦实地打着消耗战的狡黠之人，似乎都可以在棋牌游戏的博弈过程中看出些许端倪。 棋牌作为经久不衰的文化项目之一，我们也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清晰看到社会留存在其中的一些痕迹，这种现象即便在今天也广为存在——比如银行赠发的扑克牌，背面肯定会印有银行的名字。 文/Alex Andriesse 译/Rachel 校对/Yord 原文/publicdomainreview.org/2019/02/20/progress-in-play-board-games-and-the-meaning-of-history/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（BY-NC），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在十八九世纪，玩家沿路线移动棋子，争做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，这便是棋牌游戏的原型。亚历克斯·安得列斯（Alex Andriesse）研究了一类流行的典型棋牌游戏，这些游戏随着历史进程向前发展，通常以一些明确的意识形态、道德上的典范，抑或国家理想作为游戏目标。 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陶器还未发明，那时人们在钻有两排或多排孔洞的扁平石板上玩游戏。①到3000年后的古埃及王朝早期，就已经有象形文字记载了棋牌游戏。在公元前12或13世纪建造的奈费尔塔利（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大王后）陵墓的墙上，画着王后在玩塞尼特（Senet）棋牌游戏的壁画。塞尼特是古埃及流传至今的三大棋盘游戏之一，另外两个游戏分别是盘蛇图（Mehen）、猎狗和豺狼（Hounds and Jackals）。  王后奈费尔塔利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玩塞尼特游戏。 古希腊人则有白板棋（Tabula），这是西洋双陆棋的原型；罗马人发明了罗马棋（Latrones），而这是国际象棋的原型。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，人们都在玩一种叫二十格（Twenty Squares）的游戏。而在古代中国，人们玩的游戏叫六博（Liubo）。在古代印度，人们玩的是莫克沙帕塔姆（Moksha Patam），维多利亚时代，殖民者曾把它引进英国，重新命名为《蛇爬梯子》（Snakes and Ladders）。说来也奇怪，哪里有文明，哪里就有棋牌游戏。  绿釉陶六博俑，汉代，河南省灵宝市出土，藏于河南博物院。 一直到17世纪，这些棋牌游戏都是传统民间发明，无法追溯到具体是何人发明的。游戏的棋盘也相对抽象，由正方形、三角形、螺旋形或孔洞组成。②然而，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的兴起，欧洲的棋牌游戏也像欧洲大陆上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开始发生变化。到18世纪末，棋牌游戏开始面向市场，游戏推广的内容从轮渡到殖民征服无所不有。为了吸引消费者（过去从未有过这类人），游戏被设计成在印有特定地点、人物和物品图片的棋盘上进行。设计这些游戏的艺术家努力吸引公众的眼球，抓住公众的想象力，以迎合当下人们的追求，即沃尔特·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所说的对“新奇和震撼”的追求。③ 许多这种带有图片的新型棋牌游戏都是竞技类游戏，比如《蛇爬梯子》（Snakes and Ladders）和《鹅的游戏》（the Game of Goose）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玩家根据“某种形式的随机发生器”，如旋转的陀螺或骰子得出的数字沿着既定的路径移动棋子。④每条路径都有其独特的构成，其中包括安全格，惩罚格，危险和捷径；但是所有竞技游戏的目的都是相同的——到达终点格，成为第一个从棋盘上取下棋子的人。  El juego de la Oca，西班牙文版《鹅的游戏》，19世纪出版于巴塞罗那。 十八九世纪竞技游戏的主题和审美范围十分广泛。比如，荷兰的《汽船游戏》（Stoomboots Spel）为手工上色，充满童趣，十分吸引人。其人物和风景让人联想到约瑟夫·H·戴维斯（Joseph H. Davis）或约瑟夫·沃伦·莱维特（Joseph Warren Leavitt）所画的美国民间肖像。为了出售从鹿特丹到多德雷赫特的汽船票，游戏的目的也是直截了当——躲过各种危险伏击到达多德雷赫特的港口，这些危险（毕竟这是一种“营销手段”）⑤大多是一些令人愉悦的干扰：一杯杜松子酒，一杯咖啡，或者是搭乘马车。Pesthuis（即刑房）是棋盘上唯一的凶险存在。  《汽船游戏》（Stoombots Spel），19世纪初出版于鹿特丹市。 于1790年在伦敦出版的游戏《新游戏人生》（The New Game of Human Life），就并不那么轻松了。游戏注重文字部分，更注重新教道德观念，棋盘部分少量借鉴了《鹅的游戏》。在18世纪晚期，《鹅的游戏》已经深植于当时的欧洲文化，歌德在书中写道，生活本就是像鹅的游戏： 你走得越远， 就越早到达终点， 而那是一个没有人想去的地方。⑥ 显而易见，《新游戏人生》的最终目标是最先变为老人，或者正如棋盘上写得那样，“活了84岁的不朽之人……这正是生命终结的典型，即只有转世才能终结生命”。只有当玩家将自己的棋子走遍所有的83个格子之后，游戏才会结束。这些格子代表了从襁褓到老耄的人生7个阶段，中途还可能会接受“一些道德和判断的审查”（棋盘上会有指示）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至少玩家不会遇到像杜松子酒这样的干扰项。  《新游戏人生》，1790年出版于伦敦。 发展的概念，即一般意义上的向前运动，长期以来一直是棋牌游戏的核心，18和19世纪，欧洲出版的无数游戏都通过简单的竞争以抵达终点线。终点线可能和《汽船游戏》里多德雷赫特的港口一样感觉很亲切，也有可能像奥匈帝国的《北极探险》（Neueste Nordpol-Expedition）里的北极那样遥远，该游戏旨在纪念卡尔·韦普雷希特（Carl Weyprecht）和朱利叶斯·佩耶（Julius Payer）的极地探险运动。  《北极探险》（Neueste Nordpol-Expedition），约1875年出版于维也纳。 儒勒·凡尔纳（Jules Verne）的全球畅销小说《八十天环游世界》讲述了一个任性的英国绅士斐利亚·福克（Phileas Fogg）为了赢得打赌，用八十天的时间环游了世界。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许多种棋牌游戏。而美国记者娜丽·布莱（Nellie Bly）则试图现身说法，以打败虚构的福克先生，而她也成功做到了，在短短73天里从纽约旅行至印度，然后再回到了纽约。  《和娜丽·布莱一起环游世界》，1890年出版于纽约。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不久，发展概念的政治意义就出现在了棋牌游戏中。这些革命分子可不像《新游戏人生》中的道德家，他们开始质疑游戏内容的轻浮，二话不说就把游戏改成了符合他们自己目的的样子。考虑到这些革命分子重新命名了天和月，重新编排了日历，更改了分钟和小时的计时方法，因此，他们宣布象棋中的国王“从此以后改叫旗帜 （le drapeau）”，还征用扑克牌背面的空白“为充公的贵族图书馆编类”的做法可能就更不足为奇了⑦。两位名为若姆（Jaume）和杜古尔（Dugourc）的热心市民甚至重新设计了整副扑克牌，取消了国王、王后和男仆【英国扑克牌中叫杰克（jacks）或克纳弗（knaves）】等带有进攻意味的图片，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法律、和平精神和新闻自由的图片。  法国大革命纸牌里的宗教自由牌，大约来自1790年（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共和国第二年）。 约于1791年出版的《法国大革命游戏》（The Jeu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）也和《新游戏人生》一样借鉴了《鹅的游戏》，不过程度更深。它宣传了政治进步，带领玩家经历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从巴士底狱风暴开始，经过废除封建权利，法国去基督教化，九月大屠杀，杀死德·劳伊、富伦和伯蒂埃（de Launy, Foulon, and Bertier），最后来到巴士底广场的自由守护神像前举行国民大会。如果这个游戏听起来有点无聊，那它可能的确如此——除了那些最狂热的共和党人不觉得。游戏中的惩罚格为游戏平添了乐趣，在惩罚格中，象征着法国旧政权议会的“傻瓜鹅”（棋盘上这么写的）穿着法官的衣服，可以拖后一位玩家的游戏进度，就像他们可以拖后法国国家发展的脚步一样。  《法国大革命游戏》，约1792年出版于巴黎。 政治进步同样也是一款标题大概叫《世界历史之星》（The Chronological Star of the World）娱乐游戏的核心，这款游戏由约翰·马歇尔（John Marshall）于1818年在伦敦出版。游戏由109个带数字的精美图片组成，这些图片为新月、勋章及树叶的形状，整体呈星状，讲述了世界的历史。学者恩斯特·斯特鲁哈尔（Ernst Strouhal）写到，“（这游戏）不是故事的大杂烩，而是以目标为导向地追求进步，在达成成就的过程中引导人类一步步走向理性”。⑧游戏从伊甸园开始，当第一个玩家落在中央的圆圈上时，游戏结束。圆圈上画着一个手持英国国旗图案盾牌的女军人，还拿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:“为了废除英国奴隶贸易制的荣耀”。  娱乐游戏《世界历史之星》，1818年出版于伦敦。 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于1819年，也就是《世界历史之星》出版一年后，而在1860年前后，伦敦出版了另一款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棋牌游戏，女王刚好充当了这个角色形象。游戏整体呈金字塔状，玩家从伊甸园和通天塔开始往上，一直到罗马入侵英国、发现美洲——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一直上升到顶端——被家人围着的女王。  《历史金字塔》，约1860年出版于伦敦。 出版游戏来宣传健康生活和政治进步的做法（游戏里的前进通常以正当权的政府形象为终点）一直持续了整个19世纪，并延续到20世纪。苏联政府就充分利用了棋牌游戏。他们不同于热切希望公民感受并汲取革命活动精神的法国革命分子，通常更在乎让新兴城市中的农民学习基本的健康和卫生知识。在20世纪10、20年代，苏联政府批准生产了一系列游戏，其中包括《肺结核：无产阶级的疾病》（Tuberculosis: A Proletarian Disease）《关注你自己的健康！新卫生游戏》（Look After Your Health! The New Hygiene Game）和《孤儿》 （The Abandoned），在《孤儿》这个游戏里，玩家需要“收集无家可归的孩子并把他们带去孤儿院”。⑨ 1926年出版于莫斯科的游戏《健康生活》（Healthy Living），旨在提高人们对梅毒、肺结核、酗酒的认识，以及告知人们不去正规医院而找民间医生治病的危险。游戏的目标是争做最健康的工人，然而很奇怪的是，玩家所遇到的危险和惩罚与荷兰娱乐游戏《汽船游戏》中的特别相似。但不同于一杯热咖啡或烈性杜松子酒这种干扰项，在这里你会因为以下行为而受到惩罚：找民间医生求医（会让你进坟墓），午饭时喝一杯啤酒（会让你到流浪汉避难所），和陌生女人发生性关系（会让你得梅毒）。 方格会告诉玩家各种数据（“46%的谋杀案和63%的抢劫案都发生在饮酒后”），并且试图解释最常见的医疗常识错误（“肺结核不是用药物治好的，而是通过新鲜的空气、阳光和食物治好的”）。⑩棋盘以其巧妙设计强调工人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正如图上的工人一手举着游戏规则清单、一手操作着飞轮的控制杆（上面都印着标语，呼吁工人要负责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）。  《健康生活》，1926年出版于莫斯科（可能并未公开） 尽管《健康生活》这个游戏在今天看来可能十分奇怪，但在当时的苏联无产阶级看来，它绝不会比美国强调资本积累的《游戏人生》【Game of Life，即《大富翁》（Monopoly）】更奇怪。游戏和宗教、歌曲一样，史前就已存在。和其他两者一样，它们是我们无法压抑的渴望、偏见和恐惧的产物。它们也许带有强烈的政治性，比如《法国大革命游戏》，又或者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文化信仰，比如19世纪在法国、英格兰和美国生产的游戏《儒勒·凡尔纳和奈莉·布莱》（Jules Verne and Nelly Bly）中，人们对速度的痴迷显而易见。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游戏，都为人们创造了另一个空间，在那里人们可以忘记日常生活的焦虑，按照明确制定的规则玩游戏。而且只要不涉及现实钱财，就不用担心有任何损害。罗伯特·卡拉索（Roberto Calasso）写道：“在游戏里即便感觉到了紧张，这种体验也仍然...脱离了现实世界，就像置身于离地面两掌远的高度。”⑪难怪各种道德和政治体系都在一两个棋牌游戏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。很少有消遣活动能如此完美再现我们对发展进程的想象，这种想象似乎十分切合实际且应是必然的，但却受制于机遇。 注释： ①琼·阿鲁兹、金·本泽尔和吉恩·埃文斯编，《超越巴比伦:公元前2世纪的艺术、贸易和外交》(Beyond Babylon: Art, Trade, and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Century B. C.)。(纽黑文，康涅狄格州：耶鲁大学出版社，2008)，第151页。 ②戴维·帕莱特，《牛津桌游史》（The Oxford History of Board Games ）(牛津:牛津大学出版社，1999)，第6页，http://www.alexanderhamiltonexhibition.org/about/Jeffe%20-%20Hamiltoss%20Physician.pdf. ③沃尔特·本雅明，《拱廊计划》（The Arcades Project）译：霍华德·艾兰德和凯文·麦克劳克林(马萨诸塞州剑桥:哈佛大学出版社，1999)，第560页。 ④琼·阿鲁兹、金·本泽尔和吉恩·埃文斯，《超越巴比伦》，第151页。http://www.americanheritage.com/content/paradoxical-doctor-benjamin-rush. ⑤恩斯特·斯特鲁哈尔，《De Wereld in Spelen》译：安妮·玛丽·科佩尔（希尔弗瑟姆：丰坦出版社，2016）第16页。 ⑥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《生命像一场鹅的游戏》（Das Leben ist ein Gänsespiel）第11卷（莱比锡：岛屿出版社，1920）第675页。 ⑦恩斯特·斯特鲁哈尔，《De Wereld in Spelen》第55页。 ⑧同上，第60页。 ⑨同上，第17页。 ⑩同上，第17页。 ⑪罗伯特·卡拉索，《卡》（Ka）译：蒂姆·帕克斯（伦敦：古董出版社，1999）第329页。